在柏林的游行、伦敦的抗议以及美国西海岸的社会运动中,我们时常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这些高举彩虹旗、封堵交通、为非法移民发声以及宣扬堕胎权的主要参与者,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白人女性。相比之下,许多男性同龄人仍在为日常生活而忙碌,而这些女性则将“进步价值观”视作不可动摇的信仰。她们在态度上显示出更大的激进性和排斥异见的倾向,对道德审判的追求也显得更为狂热。这并非偶然,而是社会结构、教育背景与心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在诸多社会议题上,白人女性始终站在激进的最前沿。在移民与多元文化的讨论中,欧洲的女性左翼政治家们是政策激进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德国绿党、英国工党和瑞典社民党内的女性议员极力推动接收难民的决策,尽管当地存在相关的社会问题,她们仍坚持人道主义立场。与之相比,男性左翼政治家往往在边境管控问题上表现出审慎,而女性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
在性别和包容性权益的推进中,英美大学中女性学者对“跨性别女性即是女性”观点展开了热烈的辩护。她们在推动生理男性参与女性体育活动及使用中性词汇方面展现出鲜明的坚决,尽管这可能与传统女权在捍卫女性空间上的立场相悖,依然无所畏惧。同时,激进的环保行动中,女性参与者比例异常高。在“灭绝叛乱”等组织中,许多年轻的中产白人女性活跃在抗议前线,声称要为后代的未来奉献自我。
在堕胎权和反对刑法系统的运动中,同样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后,白人女性迅速将堕胎权提升为反抗父权的斗争,情绪表现明显激烈,远超男性自由派的平淡口号。在校园和社工组织中,白人女性通常更加执着于削减警察预算,并推动“修复式司法”,即使面临治安恶化的现实,她们依然坚守“结构性种族主义”是根本原因的信念。
多种社会因素的交织,使得这一女性群体的激进动力更加显著。首先,社会角色为女性带来的道德优势使她们成为弱势群体的天然盟友,参与进步运动能够让她们获得道德优越感。其次,教育分流造成的价值观预设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容易倾向于追求精神价值。与之相对,许多男性选择理工科和商科,导致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显著差异。此外,“双重原罪”论使白人女性在施压之下,往往过度支持移民和跨性别群体,以求自我救赎。反观男性则缺乏类似的原罪忧虑。
最后,参与示威行动的成本差异也影响着两性参与的积极性。女性示威者在实施抗议时,通常获得较高的社会宽容度,使得她们更容易冲到前线。相对而言,男性因更易被视作暴力威胁,而参与抗议的风险较大。
总体而言,西方中产白人女性的极端化并非因其本质上的善良,而是因为进步主义逐渐演变为一种世俗宗教,消费者道德成为一种低成本的自我赎罪方式。尽管她们高举包容和自由的旗帜,往往对此背后的社会代价视而不见,直到激进政策产生反效应,才被迫面对现实。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这些立场下的道德绝对主义,其将情感凌驾于理性之上,几乎无需任何对话的余地。